书讯 | 何春蕤《性别治理》
性别治理
何春蕤著
台湾中央大学
性/别研究室
2017年9月版
目录
性/别研究丛书序
性别治理与台湾民主：代序
性别治理的形成
003 从反对人口贩卖到全面社会规训：
台湾儿少NGO的牧世大业
043 情感娇贵化：变化中的台湾性布局
063 台湾法律中的儿少主体
081 性别政治的年龄转向
103 性别治理与情感公民的形成
129 小心公民社会：
当代台湾公民政治及其文明情感
反思性别政治
155 破除死结：
从女权与性权到结构与个体
175 重新思考“性”
性别治理与台湾民主：代序
这本书想要处理的问题是：性别平等在台湾近年的建制化，与台湾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成就之间有何关连？性别平等以及其所形成的治理格局赋予了台湾民主怎样的特质？或者简单说，我们如何从性别的角度理解台湾的政治与社会？
台湾的性别平等建制有着高度政治化的特质，并且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接合台湾的民主发展、国族政治。尤其在以下三个层面表现：
第一，就台湾内部而言，性别平等的建制化过程镶嵌在政党政治的竞逐里，藉着满足执政政党对统治正当性的需求而进入体制发展，也运用资源来生产承载着国族定位欲望的知识与情感。1993年民进党争取入主台北市，妇女团体内部亲绿学者积极动员拉票，严厉批判那些站定女人立场而不站政党立场的同僚。次年陈水扁就任“市长”，亲绿的女性学者和组织者得到机会在市政府内创建女性权益促进会，统筹各单位的性别平等规划，并随着陈水扁2000年当选总统进入“中央政府”，以性别主流化和国际公约为蓝图，打造全国规模的性平体制。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拿回政权后不愿割舍性别平等的形象利益，因此延续女性权益的路线及人员，使得体制化的性别意识更稳固的崁入政府结构，为2016年以单身女性主政的蔡英文铺好了路。现在，性别平等已成功跨越党派政治，成为任何政党执政都必须输诚的道德天条，也与执政政党携手治理，被视为台湾民主的必要元素 [1]。与此同时，在政府建制的支援和鼓励下，知识学术与通俗文化领域里同时进行着与绿色执政相互呼应的台派文化建构工程，性别正是其中重要元素 [2]。体制的性别平等与台派文化政治之间，或者更进一步说，性别平等如何参与在台独国家打造过程里，台湾的性别与国族似乎有着千丝万缕但是不容易说清楚的关系。
第二，就台湾外部而言，性别平等已经成为台湾行销国族定位和国际地位的展示橱窗。尽管国族定位不明，国际地位存疑，甚至经济前景堪虑，台湾过去30年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累积的经济荣景已经养成台湾人尊贵／娇贵的文明气息，以及对秩序、礼貌、委婉等富裕社会特质的坚持，这些都有利于对比快速崛起但被蔑视为财大气粗的中国大陆，以佐证施行西方民主仍然文明优越。台湾解严以来蓬勃发展的性别运动更成功使得平等开明友善多元等普世进步价值（至少在话语中）被视为在地的道德高标，性别主流化引进国际公约、国际规范来改造在地的法律与行政，政府更以支援特定主流民间团体参与或甚至主办各种国际的性别会议来增加国际可见度，强化国族自傲。过去在台湾主要被包裹在性别平等中呈现的同性恋议题，近期更以同婚立法跃起呼应美国在全球大力推动的同志国族主义（homonationalism），被美国《纽约时报》及英国《卫报》等国际媒体大力推崇，也再次擦亮冷战时期曾经风光一时的“亚洲自由灯塔”形象，并以这个历史的反共回唱来让台湾与中国大陆继续拉开距离。
第三，透过司法的改造，性别治理翻新强化了女性主义“私人的就是政治的”概念的含意。现在，这个“政治的”不再只是笼统描述权力关系，而是被具体化成为需要法律处置的压迫和伤害。任何行为话语关系甚至眼神，只要被视为沾边“性别不平等”，就可能构成“性别暴力”，不但被描述为身心伤害或痛苦，也必然影响被害人一生，因此绝对无法容忍。在自豪的民主进步想像与现实的社会不平差距之间形成的“平等”情结，更使得任何人际差异都有可能被诠释为“不平等”，都可能引发义愤狂飙。文明化进程里人与人之间的分际、个人身体空间的维护，在女性主义论述的“加害－受害”权力场景和角色配置里，大幅增加了性骚扰与性侵犯的敏感度和控诉动力。这些发展或许提供给女性捍卫自身疆域的制度性支撑，另方面却也形成对身体互动的敏感监控与猜忌介意，以情感上的不悦、不舒服为中介，使得人际互动高度政治化。原本进入现代以后男女社交、甚至调情互动界限的松弛，如今又在性骚扰、性侵犯的疑云下重返男女之大防（甚至同性之间也受到影响）——或许这也是某些倡导性骚扰、性侵犯防治者的真正目的。
在本书里，我把近年台湾在性别方面积极法律化、建制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与伴随的道德情感称之为“性别治理”（gender governance），书中各篇论文则记录了我在不同时间点对这个发展过程的观察和分析。“治理”的概念在1990年代由联合国、世界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等跨国机构扩散全球，以高度的理性化、文明化、现代化、法治化来重塑第三世界在地文化与法律，以配合跨国发展／多边关系所需，重建后冷战的世界秩序。在台湾，性别治理吸纳了西方妇女运动发展出来的体制化策略，以性别平等为绝对标的，以文明进步为愿景要求，以政策保障所有资源分配都优先考虑性别因素，更以司法建立绵密的保护、规范和惩罚网络。同时，仗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无数正义公民都望风披靡地投入这种文明进步的性别平等政局，巨细靡遗的塑造并检视制度及个人的实践，以确保正确可敬的性平话语立场价值是唯一选择，政府则以“回应民意需求”进行立法执法，以接轨国际来佐证施政有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上，性别治理有其特别聚焦的领域，那就是“性”。目前，与性相关的事件（从卖淫到性侵到家暴到性骚扰到人口贩运）都已经形成了绵密的法律规范，各级单位一体实施，随时受到监督；甚至在社交媒体这种非正式空间里，这类事件（或只是风声或想像）现在都只能从受害者的角度叙述，而且只能忿恨伤害、惩戒加害，任何异议立场的表述都被视为是敌意或仇恨言论，与加害者无异。在以性别平等、保护弱势为名义的性别治理之下，性与性别议题上的单一绝对立场已然成形。
然而性别治理的行动者其实包括了极为复杂的人群，绝大部分视性别平等为工作机遇或是方便的晋身阶，少部分则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动机，也因此打造着性平体制的不同面向。支撑体制运作的主要是大量涌现的所谓性平专家（主要是做性别议题的女性，也有少数男性学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士（例如企划、社工、谘商、媒体、公关等等）。毕竟21世纪也是社运专业化、走向经营特定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并调整工作方向的时刻，这种专家的大量出现不但满足了社运“NGO化”所需 [3]，也可以协助政府进行政策评估、提供社会服务、执行性别平等计画、提升己身国际形象等等。政府官僚体制则需要民间专家的协助以确保方向正确，行动正当。这些都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吸引有意或无心的人士加入性平治理的行列。
其次，也有一些早年投入特定社会事件或议题的宗教慈善团体（如励馨、善牧），但后来那些事件议题被定调为“性别”事件议题，这些团体也因此顺利戴上妇女团体的面具，将她们原本的宗教道德立场，以性别观点的方式注入议题。在面对政府和公众时，她们偏好呈现各种悲情惨境、风险危险，以证明自己代言的人群（不管是妇女还是儿少）因为受压迫所以都迫切需要保护和资源；在面对大众和媒体时，她们努力经营专业形象与政治影响力，并且用可以融入官僚体制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把运动的诉求框进法律、规章的设置和紧缩里。
性别治理的核心当然包含那些坚信性别平等但是政治上贴近执政党派的女性主义策士们，积极从政策面打造一个进步的“性别优先”的体制。她们不见得同意性平专家或宗教团体的某些保守立场，但是因为自己在性的议题上已经用划分性自主与性解放来否定女性情欲解放立场 [4]，并在台北市废娼时正式亮出体制内改革的路线 [5]，与边缘战斗路线分道扬镳，这些历史行动都昭示了主流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与保守宗教团体的反性立场其实相距不远，因此对于后者的立法和紧缩行动也没有动力抵抗。如今面对已经十分绵密严厉的性法治化及其造成的各种压迫和冤屈，这些主流的女性主义者终究难辞其咎。
从这个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到，性别治理的承担者虽然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目的，执行着不同性质的工作，然而她们大都是专业人士，因此倾向于在当代专家统治的趋势里专业地执行被分派的工作，而不多想整个政经体制或世界格局、专业支配、规训与生命政治等等大问题。可是她们不同的专业分工在现代权力、现成体制及其知识话语的既有格局里习惯性地各就其位，逐渐整合起来。另外，在具体的性／别议题上，她们接受的是同一知识范式的标准性别话语，例如扬弃传统性别角色、拥抱现代化的性别平等教条（性别优先、妇幼受害、积极管理偏差等等），也因为这样，她们的工作多多少少相互呼应，彼此支持，慢慢磨合，促成了性别治理的整体框架 ，更渐次渗透社会肌理，其权力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可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性主义在当代看似流派众多，倾向各异，但是发挥主流作用的流派都是将“性别”当作最主要甚至最根本的社会分析范畴（即，性别优先），或者即使打着各种社会元素“交织”的旗号，也总是在实践上突出“性别”。然而性别优先所动员的情感往往围绕着女性与儿少的“性受害”，强调受害位置的绝对正义道德高地，以推动极端保护主义的立法或修法。近年各种性别议题都是采用这种先情感绑架再道德恐慌的策略，建构起无可否认的“例外状态”（可以无视人权法治而采取特殊的紧急处置），以全面否定其他考量与利害，确保自身的诉求所向披靡。事实证明，在治理模式下，这套策略颇为有效。
然而这些对于“性别”的偏袒，也使得性别平等在现实里形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社会正义的天平出现明显而强势的倾斜——而且尽管表面上是倾向弱者，实际上却只是“代理／代言弱者”——性别治理体制自身却全然豁免于任何制衡与监察，构成一种直接威胁到正义的的社会正义实践。雪上加霜的是，在全球化下越来越危危欲坠多方不稳（precarity）的年代里，娇贵情感在性别平等所扩散的受害想像中得到了更多正义／仗义的能量，来迸发歇斯底里的偏执与妒恨，对一切可能的威胁或刺激或异议或质疑，都反射式地表达歇斯底里的情绪，充分暴露台湾人一方面洋洋自得文明进步，另方面却心虚暴怒脆弱的自满（fragile conceit）。从私到公、从近到远，环环共振的敏感神经与情感状态，助长了此刻“没有同意，就是性侵”的极端谈判交易模式，不但更加稀薄化性别平等对情欲互动关系的简单想像，这种私密关系的法理化及其扩散效应，对于腐蚀台湾民主迫切需要的内聚和谐和信任宽厚，恐怕效力不亚于蓝绿恶斗。
自命体现了性别平等基本价值（从平等到多元）的性别治理，之所以似乎令人无法抗拒、必须全面臣服遵守，倒不只是因为绵密的法律撑腰，而是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早已在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中养成了对现代、文明、进步的渴望，也渴望晋身西方先进国的可敬优势位阶，而性别平等看来正是一个可以实现这个现代化、文明化的管道。在这种一心一意西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性别治理中，大量的在地日常实践和言行举止被视为不符合性别平等的文明图像，许许多多在地共生关系和存在状态被说成是传统的、落伍的、保守的、不公平的，是需要被严密监督检视，更应该被彻底抛弃、废止、消灭的。那些还不能割舍这些关系举止实践的主体，也就变成了亟需被教育、被惩治、被改造的对象。
然而，凭什么性别平等与治理可以取消台湾民主引以为自豪的自由自主多元开明，积极打造只容许一套标准，一股权威，一个绝对正确答案的社会氛围？凭什么性别平等可以超越其他社会元素，窜升为公私领域规范互动和关系的绝对优先原则？凭什么不管公私领域都要承受性别治理的严密检视与置喙？凭什么性别平等和治理可以驾驭现代文明进步的优势，将拒绝独尊平等公式的价值、实践、观点打入“传统”“保守”“落伍”“父权”的范畴，甚至等同于“侵权”行为来处置？凭什么性别平等和治理可以漠视具体的人及其所存在的具体生命历史与现实、情感与考量，硬性要求他们接受像性别平等这样文明进步的价值和实践？文明进步本身的物质基础又是什么？是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富裕以及它为中产阶级所带来的选择吗？那么在物质条件逐渐改变甚至稀少的世界里，在中产阶级逐渐减少而且贫穷化的社会里，文明进步价值是否还能存续？要如何存续？
提出这些问题，当然反映了我个人的思考方向和立场。我认为，不管原初的企图或此刻的谋略是否如此，性别治理已经在现实中明显造成了分化人民的恶果，也正在深刻改变台湾社会的情感肌理、正义原则与后代未来。
我主张的从来不是性／别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反对严苛绵密的规范与法律，以及为了这种严苛法律化而生产的仇恨话语。目前针对人际互动的密集立法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空间让个人可以彼此协调善意交往，反而鼓励个体时时警戒个人权益的边界（谁在骚扰或侵犯我或别人？谁有资格坐博爱座？），其娇贵的神经质与妄想则不断衍生各种心理的亚健康状态，甚至乖张言行。早年性别运动致力对抗性污名与性恐慌，现在性污名与性恐慌却被用来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猎巫，形成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冤屈无处伸张的道德闷锅。可耻的是，妇幼保护团体就靠着“极端保护”与“严重伤害”的话语，不断喂养并升高恐惧、义愤、恐慌、仇恨、痛苦、焦虑等等情感，不断制造并揭开伤口的疮疤（不要怀疑！你多年前确实曾被性侵性骚扰），也在矫情地抚慰创伤者（你是幸存者，你的姓名面貌永远打上马赛克，伤害是终生的痛苦但是ok），不断建构更大的个人创伤与社会创伤，以及更清楚鲜活的痛苦记忆。这一切，喂养的只是妇幼团体更多的预算与更大的权力。
我希望这本书多多少少透过追溯性别治理的形成，指出了它在台湾社会里的效应和恶果，以及团结抵抗的急迫性。我也呼吁大家趁早开始找寻不同的路向，挣脱性别治理所拥抱的西方文明标准和道德绝对主义，特别是目前中国大陆也在这条性别治理的路上快速前进，性侵性骚扰都正在形成关注热点，我希望台湾的前车之鉴能够提供一个警惕。我相信在以个人主义、契约交易关系为本的主体性与平等思惟之外，还有其他很不一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及文化价值体系，可以提供很不一样的文明进步思惟供我们参考尝试。特别是那些经历渊远流长的历史考验，曾经整合过多样文化多元民族，实践过宽厚理解并累积了丰富制度和论述的伟大文明，都很值得我们仔细挖掘、重新研究，并在认识和学习中重塑我们的眼界和情感。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中央大学“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和台联大文化研究跨校学程的支持，“科技部”人文司多年专题研究计划的补助，以及助理宋柏霖、沈慧婷、蔡孟珊的协助。
注释
[1] 性别平等与台湾民主之间携手并进的紧密关系在近年不断被公开认肯。民进党与亚洲推动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政党联合组建的“亚洲自由民主联盟”（CALD,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2017年8月在台举办女权高峰会，蔡英文到场致词时就说：“当我们持续努力促进性别平等，就能建立一个更民主进步的社会”。参见〈被蔡英文称赞“民主化推手” 吕秀莲：不敢当〉，《联合报》2017年8月11日。
[2] 以女性文学、同志文学来建立台湾文学独特性和独立性的企图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科学诸领域也不遑多让的以性别视角来盛赞台湾近代历史与社会的进步发展。
[3] “社运NGO化”是众多后发国家地区（从非洲到中东到拉丁美洲到亚洲）社运人士1990年代开始观察到的现象。当时大量新的非政府组织在北半球先进国家资助下出现，针对特定议题，积极承担公部门本应提供的社会服务，形成运动论述与实践的去政治化、官僚化、与企业化。
[4] 1994年女性情欲解放立场随着我的论述浮现后，女学会正式宣布此后的工作方向是反性侵害与性骚扰而不是性解放。参见〈女学会≠性解放〉，《联合报》1994年9月29日17版。次年，台大女研社计画放映A片开拓情欲对话，掀起轩然大波后由指导教授刘郁秀与张小虹率学生举办记者会，宣布“身体自主不是性解放”，将色情重新定位为批判目标，而非开拓可能。参见〈六成台大女生 看过A片〉，《中国时报》1995年5月16日5版。
[5] 林芳玫，〈从边缘战斗到体制内改革〉，《中国时报》副刊，199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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